澳大利亚“对话”网站7月3日刊发题为《法国骚乱延续了数十年的愤怒模式，目前尚看不到解决方案》的文章，作者是弗朗索瓦·迪贝。全文摘编如下：

尽管法国爆发骚乱总是让我们大吃一惊，但自1981年里昂东郊爆发抗议活动以来，法国的骚乱一直遵循相同的模式。这种模式被称为“曼盖特之夏”：某个年轻人被警察打死或重伤，在受影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引发系列暴力事件。

在过去的40年里，法国的城市暴动一直由年轻人的愤怒所主导，他们攻击象征着秩序和国家的东西：市政厅、社交中心、学校和商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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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愤怒会导致一个人破坏自己所在的社区，妄图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愤怒。本地居民会谴责这些行为，但也能理解其动机。民选代表、协会、教堂和清真寺、社会工作者与教师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，从中暴露制度和政治真空。

在每次骚乱中，政客们都会迅速扮演老套的角色：右翼政客谴责暴力活动，并继续污蔑相关社区和警察暴行的受害者；左翼政客则谴责社会不公正，并承诺在社区落实相关社会政策。

法国城市骚乱的反复发生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懂的教训。

首先，法国的城市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。在过去40年里，法国在改善住房和设施方面付出相当大的努力。公寓质量有所提高，还有了社交中心、学校和公共交通。若说这些社区被政府遗弃，那肯定是错误的。

但另一方面，贫困郊区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不断恶化。那里的居民往往是穷人或经济上没有保障的人，他们要么是移民后代，要么就是移民。

最重要的是，只要拥有机会和资源，那些能够离开贫民区的人很快就会离开，然后被来自更远地方、更穷苦的移民所取代。因此，虽然居住环境在不断改善，但社会环境却在崩溃。

无论人们有多么不情愿谈论法国的贫困社区，这里的社会进程确实是一个“贫民窟化”的过程，即社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从内部加强了自我封闭。这些人会上同一所学校，去同一个社交中心，与同样的人交往，参与差不多的经济活动。

尽管有资金援助和当地代表的善意，人们仍然因为自己的出身、文化或宗教而感到被社会排斥。虽然有社会政策和议员的帮助，但这些社区没有属于自己的制度或政治资源。

尽管“红色郊区”受益于左倾政党、工会和大众教育运动的大力支持，但今天的郊区几乎没有任何代言人。虽然社会工作者和教师都满怀善意地参与工作，但许多人并不生活在他们工作的社区。

这种脱节是双向的。过去几天发生的骚乱表明，民选代表和协会对感到自己被忽视和被遗弃的社区没有任何掌控力。要求人们保持冷静的呼吁无人理睬。裂痕不仅是社会性的，也是政治性的。

鉴于此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年轻人与警察发生对峙。这两个群体像“帮派”一样运作，有着自己的仇恨对象和地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家沦为合法的暴力之地，年轻人沦为实际或潜在的罪犯。警察被判定为“默认的”种族主义者，理由是他们认为任何年轻人都是先验嫌疑犯。年轻人对警察深恶痛绝，这进一步助长了警察群体的种族主义和年轻人的暴力行为。

这种“战争”通常是低强度的。然而，当某个年轻人去世时，一切矛盾都会被引爆，一切都回到起点，直到下次骚乱。

但这种悲剧性的重复有了一些新元素。第一个是极右翼的崛起，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光谱的那一边。关于骚乱的种族主义叙事正在流行起来，许多人认为罪魁祸首是“野蛮种族”和移民，还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。

第二个是左翼政党自身政治和思想的瘫痪。虽然左翼政党谴责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，有时候支持骚乱，但除了改革警察制度之外，它似乎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解决方案。

只要这种“贫民窟化”的进程持续下去，随着法国年轻人和安全部队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对峙，下次警察失手伤人和随之而来的骚乱可能就在眼前。